产品标识标注法律问题研究-以生产者的信息披露为切入点

产品标识标注法律问题研究-以生产者的信息披露为切入点第2页

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10」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11」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12」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二、要求生产者必须披露产品信息的正当性
于情于理于法，凭什么法律非得给生产者加施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这一义务呢？下面的阐述正是对这种正当性质疑的回答。
（一）密切联系理论。产品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因此，在生产者与产品之间存在天然的“血缘性”联系。这种联系本身要求生产者只要将产品用于销售等目的，就必须遵循“谁的小孩谁管，谁的小孩谁负责”原则。它要告诉消费者及社会：是谁生产了什么？有什么用？用得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以便相对方通过这些标识性符号分清此与彼，作出评估，进行选择，必要时能通过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释放出的信息予以溯源。
（二）人性自利的道德设定。生产者是经济学的实践者，尤其是信息经济学的实践者，尽管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明白什么是经济学？作为理性选择的科学（thescienceofrationalchoice），它探究以下假设的含义：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rationalmaimizer），即自利（selfinterest）。同时，自利不应与自私（selfishness）相混淆，其他人的幸福（或痛苦）可能就是某人的满足的一部分。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做。「13」制度的安排是以人性自利为前提条件，它是要求生产者必须在产品上披露信息的逻辑起点。基于人有自利的本性，生产者为了能够把产品卖出去而获益（欲望的满足），就会有抑制不住的愚民（消费者及社会等）冲动，对不利于树立产品形像的信息的传递进行阻断或遮蔽，同时放大有利于产品信息。为了降低生产者这种恶的危险性，就必须对生产者生产的用于销售等目的的产品标识标注行为进行规制。
（三）交易安全义务理论。“交易安全义务”理论所阐述的，是指在自己负有责任的领域中，开创或持续一危险源者，负有依情况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保护他人免于危险之义务，一旦违反此义务，即被理解为有过失且具备客观违法性「14」。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交易的情况较为少见，一般表现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终端交易。那么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了第三方介入现象。由于经营者的特点，在产品信息披露上给其加施过多的义务不是理性社会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曲线交易的产品信息披露进行规制的成本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