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调查报告
弱势群体调查报告第2页
的关系，甚至对政府存有依赖心理；相反，如果自己无所求于政府，或政府没有给自己好处，那么，“政府离我挺远的”。依赖的一面，可能反映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中，下岗职工思想中仍存有计划体制的“等靠要”的观念；而不信任的一面，则反映出人们独立意识增加，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这种矛盾心理，明显的具有体制转轨的时代色彩。4、对社区的认同感较高。
“干粗活可以，我也没技术，只能做些零工，年龄也大了，我不信任中介，一般是邻居介绍，在社区周围安全感，许多中介也不知道……（刘姓个案，女，40多岁，86年下岗现开食杂店）
“……单位上没有人能给我帮助，有什么困难宁可到社会上去，因为原单位也很穷，不能向领导开口要什么，也给不了什么，我不会去求他们……现在社区方面排扰解难做得很好，也会向居委员求助，这些主任我信得着，工作也很热心，如果他们唯我独尊的话，我还是会远离他们的……”（赵姓个案，45岁，女，1998年下岗）
“……社区挺好的，社区的人了解我们的困难，给我们低保，要么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想我是不会自己来要，也不知道低保这回事……”（刘姓个案，女，40多岁，86年下岗现开食杂店）
通过上述三个受访对象的讲述，不难看到：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社区领导热情社区居民服务，借助这些形式，社区居民对单位的留恋已减少，而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同时增强，因为“在社区周围有安全感”。这表明，人们不仅仅从体制上正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而且在心理上也经历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对社区的认同感增强。
5、对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念念难忘，同时独立意识较强。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城市居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都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全面保障，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和深入，大量职工纷纷下岗，工人从“单位制”中被甩出来。一夜之间，所拥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福利没有了，医疗没有了，养老不知该指望谁了，更关键的是收入来源也断了，一前一后，两个世界，两种待遇，强烈的心理反差，使得下岗职工依然留恋着“单位制”计划体制时代。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下岗职工的利益损失感、被剥夺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从而加深他们对旧体制的观念。在所调查的33名对象中，依然能看到这点。
“……改革以前，个人的生活，主要是疾病有国家管，无贫富差距，官与百姓平等，贪官少，构价不贵，百姓都有饭吃……”（杨姓个案，女，48岁，1998年从某国营钟表厂下岗）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至少有一份工作，可以一心一意工作，就没有后顾之忧
……”（陈姓个案，女，40多岁，1998年从某食品厂下岗）
从吴姓、桑姓两名受访者的言谈中，可以看到，下岗职工的独立意识在萌发，而且，两名受访者均有风险意识，尽管这可能是对既有的制度安排不力产生不满的表现。
下岗职工对旧体制的留恋、主要他可能是对单位制给自己带来的各种福利和生活保障的依赖造成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他们发现下岗，失业人员渐增，于是对重返旧体制的愿望渐弱。因为他们发现，回到旧体制已经不再现实。在这种情形下，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可能就叫做“愿意的，自己走；不愿意的，市场推着走”。
二、下岗弱势群体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一）人力资本对再就业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概念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他指出：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训练、移民等方面的投入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这些投资最终将成为人力资本，它与其他资本一样，都能给所有者带来相应的收益，不过，其特点在于它不能与所有者相分离。[①]在这里，人力资本是人类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收益，是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口质量，它包括了人们学得的知识、技能、资力和经验等。
在既有的研究中，研究者指出，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是总体性的，即人力资本（包括其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及状况）不仅影响职工再就业机会的获得，而且影响着他们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从上述研究结论中，不难看到人力资本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性。这一人力资本效应以负面的形式体现在本次调查中。可以推论得到：1、拥有人力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机会就越多，反之则越少；2、拥有人力资本越丰富，再就业就更容获得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反之则较困难。在本次调查中，受访的33名对象平均年龄为41.45岁，他们绝大部分人的文化不平都在高中以下，明显偏低，而且基本上没有专业技术和专门技能，下岗前后都没有也没能力进行再就业培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健康状况欠佳，有的还患有严重的疾病。由此看来，他们的人力资本是比较匮乏的。面对激烈的岗位竞争，严峻的就业压力，可能的就业机会虽然受到影响。退一步讲，即使能实现再就业，其职业声望和收入状况也不会很好。在再就业过程中，他们大多选择从事小规模经营，诸如小食杂店、贩运蔬菜等，或者指望干个临时性工作，甚至是打零工，总之是一些职业声望低、收入不高又不稳定的职业，而且这种职业目前能提供的就业显然是有限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与“家庭回归”
从33名采访者的受社会保障的情况来看，当下岗职工面临生活风险时，单位已经离他们远去，职工也不再能指望享受原所在单位给职工提供的生活补助、医疗保险，以后的养老问题单位也撒手不管。尽管他们已经失去工作，但由于是下岗，也不能享受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同时，由于所处时代的缘故，他们正面对着社会保险体制改革阶段。诸多的因素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的漏“网”之“鱼”。尽管政府制定并推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这仅能满足下岗职工本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当面临数额巨大的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时，他们却无能为力。
社会保障制度因不健全而不能替下岗职工抵御社会风险，那么，当面临风险、陷入困境时，下岗职工怎么办呢？调查中，笔者发现，此时，家庭关系构筑了一张社会支持网，从而来帮助下岗职工提供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在财务支持方面，主要形式有：家庭财政拮据时，由亲戚资助或向亲戚借钱；子女教育费用由亲戚资助；日常生活跟父母亲过，省去基本生活费；衣物由亲戚馈赠等等。在精神支持方面，主要表现为将生存下去的动力和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身上。
从家庭社会学角度来看，发生在下岗职工家庭中的上述现象也许可以视为一种家庭策略，即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下岗职工家庭为应对社会风险和生存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这种策略表明：家庭这种的初级社会群体在人们的社会支持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非但没有随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显著降低，相反，却得到了加强。从背景上看，这种家庭策略出现在市场化改革、单位制的瓦解、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发生，下岗职工与亲属之间以家庭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行动单位，休戚与共，取长补短，共同应对生存危机和社会风险。这很类似于欧洲近些年来出现的“回归家庭”趋势——由于人口老化、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家的福利负担日益沉重及国家福利逐渐减少导致。中国下岗职工中“回归家庭”的趋势到发生在市场化改革日渐深入、“单位制”式微但社会保障体制并不健全的条件下。从近期来看，这一趋势对下岗职工甚至范围更大的弱势群体应对生存危机和社会风险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这一现象的话，其作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有着巨大的隐患。其一，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这样的社会具有风险的制度化、不确定性及高风险性的鲜明特点。其二，由家庭关系所构筑的社会支持网属于一种非正式社会网络，所能提供的支持，只是非制度化的，而且在数量和质量上了是不具有稳定性的。因而“回归家庭”寻求庇护的策略非常脆弱。
由此看来，尽管在短期内和有限的范围内“回归家庭”，有助于抵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给下岗职工及其家庭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长远地看，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健全且良性运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下岗职工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下岗职工：社会的被淘汰者或“弃儿”？
这些年，尽管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下岗职工自己也在不断转变观念和调整择业行为取向，但是人们却失望的发现：下岗人员依然那么多，下岗再就业率依然那么低。
当前的下岗再就业面临着四大背景，而这四大背景却使下岗再就业的梦想难以实现。第一，产业结构变化背景，即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在此背景下，下岗职工的激增呈现为一种必然且为长期持续的结构性失业。第二，技术进步背景。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将加剧结构性下岗和失业。技术进步愈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变化率就愈快，含有传统产业的工厂与部门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愈多。第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此背景下，国有经济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而非国有经济还无法吸纳全部国有人力资本状况比较糟糕。第四，“资本深化”背景。我国经济增长正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吸纳新增劳动能力正在减弱。近年来的发展表明：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并没有劳动相应的较高就业增长；相反，经济增长对就业率提高的作用正在减弱。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间就业体制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换，即“低工资，高就业”模式向“高增长、高投资、低就业”模式转变。伴随着上述四大背景，正在用人的取向之一必然是注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对于下岗职工而言，人力资本无疑是缺乏的：他们的年龄多在36至50岁之间，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而且原来所从事的也主要是技术要求低甚至对技术没要求的职业。面对新的就业机会，下岗职工有多大的竞争力？他们面临的命运是：一是不符合社会主导产业的就业要求，二是新兴产业不会给他们多少就业机会。从再就业的角度看，目前的下岗职工事实上已经成为失败者，他们已被社会主导产业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就业而言，有学者指出它将伴随着后工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述四大背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