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论文]
如何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论文]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对我们提高道德认识，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强化知耻之心，改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
耻，一般指羞愧的心理感受，亦可指使人感到羞愧的耻辱之事。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靠本能而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把这种道德感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康有为也曾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这也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丧失。
“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不仅个人的文明生活与人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治乱也总是与人们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的。人人知耻，则正义流行；人人无耻，则邪恶大行其道。因此，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国的同时，无不注重人心的治理。行自身出，身由心使。俗语云：“人心齐，泰山移。”说的就是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力量。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虽有唯心主义的意味，但其中确实包含有深刻的道理。
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管仲，可以说是在治国实践中注重社会耻感的第一人。众所周知，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盛极一时，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正是这样一位十分成功的政治家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他认为，立国有四大纲，而耻居其一。缺了一纲，国家会倾斜不正；缺了二纲，国家会危殆不安；缺了三纲，国家会颠覆不立；四纲都不存在了，国家就会彻底灭亡。一般认为，耻感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羞耻之心，关联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和品质而已。何以管子如此看重知耻之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把耻提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在《牧民篇》中，管子把耻规定为“不从枉”。枉即邪枉不正。知耻也就是不随从邪枉，不追随不正，羞于为非。无耻也就是没有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丧失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曲从不正，追随邪恶。当一个人无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日知录·廉耻》）不廉洁的人把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不知耻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不廉洁、不知耻的人成为一国要员的时候，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国家如何能长治久安呢？诚然，在个别人没有羞耻感的情况下，国家生死存亡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如果无耻之行不受谴责、无耻之人不受唾弃反而扶摇直上，无耻之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时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人性堕落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天理、缺乏仁义、禽兽横行的社会，国家岂有不亡之理！一个失去了耻辱感的国度，再出色的政治家也会无所作为。
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一个人具有正确的荣辱观，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其成员能有正确的荣辱观，尊道贵德、崇仁尚义，弱小也能变为强大。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精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饱经忧患，虽然灾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前贤提倡的“正确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志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先烈“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的豪气，激励着无数人为正义、为自由、为尊严而战。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的尊严，都是与中华民族的这种宝贵的荣辱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因此，人们的耻感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灭，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举国之人皆知有耻，中华民族才会避免蒙受耻辱。
颠倒的荣辱观种种
为什么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会在“两会”上、乃至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呢？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讲话切中了社会的时弊。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风气不尽如人意，人们的耻感下降，从枉、不正的行为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颠倒的荣辱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抛弃正当的是非善恶观念，以膨胀的私利为荣辱标准。
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是我们的天职。然而，在国内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甘当“硕鼠”和“蛀虫”，并因此而自鸣得意。在国外也有极少数中国人为了获得外国人的垂怜和资助，不惜出卖人格，诋毁祖国、危害祖国利益。他们已经忘记了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以“仁者爱人”“诚实守信”为最基本的道德，赞赏对人施好心的人，赞赏帮助人的人，赞赏言行一致的人。然而，有些人却把热心肠的人、助人不求回报的人看成是“傻子”，或者利用别人的好心谋取私利，或者想方设法地占别人的便宜，甚至以“宰熟”“欺愚”为能事，或者欺上瞒下、虚报政绩以图谋升迁。在某些人看来，只要能升官发财就是光荣。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以勤劳、节俭、敬业为荣，以懒惰、奢侈、游手好闲为耻，但某些人却恰恰相反，把辛勤劳动的人讥为“不懂生活”，把节俭的人讥为“抠门”“守财奴”，对于广大劳动者也缺乏应有的敬重之心。他们期待的是不劳而获，追求的是骄奢淫逸。由于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念，制毒贩毒、抢劫盗窃、坑蒙拐骗、出卖肉体、傍大款、倚高官，无所不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二，以不该耻者为耻，不以耻者为耻。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本性驱使人对于利益的追逐以及西方价值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在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钱就行，莫问钱的来历，盲目崇拜金钱，崇拜权力，追求享乐，以官小为耻，以不阔气为耻等等。与此相适应，许多人把本来在道德上是耻辱的事却不当一回事。比如，某些腐败官员被惩处了，但在心理上总是以为自己不过是后台不硬，或者是运气不好，或者是贪污时不够谨慎，而不觉得自己的贪污腐败本来就是很可耻的。再如有的学者或者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或者抄袭他人的作品，却觉得自己的行为相当合理，并以“天下文章一大抄”来为自己开脱。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并非少见。
其三，放弃自律，追随无耻。
人总是环境的产物。荀子曾经说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在良好的环境中，人们常常会养成好的观念和品质；在不良的环境中，人们常常会养成不好的观念品质。如果一个人靠无耻的行径得到了好处，而付出的成本甚低，或者根本得不到任何惩处和社会舆论贬抑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一些道德水平不高、自律精神差的人就会去仿效他。如果后来的仿效者也同样获得了实惠而得不到制裁的话，就必然会有更多的仿效者出现。这就是坏榜样的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此类的事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人走路抄近道践踏草坪，后面就有人跟着践踏过去。一人不排队，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挤上来。一人把垃圾扔在不该扔的地方，后面就会有很多人也会把垃圾往那里扔。那些后来践踏草坪的人，不排队加塞儿的人，乱扔垃圾的人，未必不知这样做有损自己的文明形象，但前边的人做了，他们也就追随着做了。在政治领域中，类似的现象也同样普遍。上级搞大贪污，下级会搞小贪污；上级搞大浮夸，下级会搞小浮夸；市里敢向省里虚报，县里就敢向市里虚报；一个人给单位的领导拍马屁得到了好处，这个单位就会很快出现一批马屁精。这种上行下效、从枉走邪的现象如果大面积地发生，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羞耻感的普遍下降，从而使社会风气迅速变坏。
其四，对于不正之风和无耻现象的麻木和容忍。
俗语有云：“天天见怪，见怪不怪。”一些不良的、无耻的现象见得多了，人们就很容易产生耻感麻木。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人虽然有一定的知耻之心，一般不愿意与无耻者同流合污，但又不愿意与种种无耻现象作斗争，采取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爱憎感不分明，放弃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和斗争，是耻感弱化的表现。这种主观上对于无耻行为的容忍，在客观上则是对无耻之人的纵容。
上述种种现象破坏了社会规则的效力，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腐化了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如果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结果必然是有纪不守，有规不循，正事邪办，直事歪办，最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把这种颠倒的荣辱观颠倒过来。
错误的荣辱观是如何滋生的
应该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社会风气在总体上是朝着文明、健康、向上的方面发展的。无耻之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也很不忘初心。然而，这极少数人对于社会风气的腐蚀却不容忽视。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而改革时代的特点就是某些既有的观念和规则被废弃或搁置，某些新树立的观念和规则也难以马上建立健全，而且也一时难以发挥全部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定程度的观念包括荣辱观念的多元和混乱是带有必然性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数次改革都曾经出现过此类情形。当今的改革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不能比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西方道德观念的影响，各种思潮的激荡，都对人们荣辱观念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现在社会风气、荣辱观念方面的问题是社会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社会衰落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像中国历史上的保守主义者那样用道德的评价来否定改革，走回头路；另一方面，也应该特别重视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重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重视知耻感的培养，采取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