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三农问题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要有新思路。十六大报告在“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部分的开头，就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根据这个重要思想，从苏南经济社会发达的实际出发，我认为应该明确地提出实行“农退”的新途径，即在不放松挖掘农业内部潜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加快缩小农村的地域和减少农民的数量，这样，就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铺展了更为广阔的通途。
首先，要退出传统“农耕”
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最终不可能脱离现代农业的经济基础而独自前行；而提升农业水平、发展现代农业首先必须把退出传统“农耕”作为切入点。
一是要从全局范围合理调整农业的区域布局。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保障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以致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整个苏南所有县级市，都是国家级粮油生产大县。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宣布苏南的红皮小麦、广东的早籼稻等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保护价收购序列，一时曾让农民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90年代末，国家又决定集中力量支持中部粮食生产区，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不再要求粮食自给平衡，可以退出粮田放手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这虽然是受制有限财力作出的不得已的政策选择，却承认和基本体现了市场导向下产业布局优化整合的客观规律。由于将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推向市场后，很快又出现了新一轮地区同构、农产品过剩的现象。因此，一个科学合理的农业布局调整政策，还应把握农业布局转换与农民就业转轨的关系，辅之以调整农村就业结构的政策。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地才能以市场为导向顺利地退出传统农耕，在区域分工和差别化竞争中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二是要切实抓好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业结构性调整，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解决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或是多养点什么、少养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加快农业产品结构调整。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另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单靠数量论高低的状况，努力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如高筋小麦、高油玉米、瘦肉型猪等），使农产品从低质向高质发展。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依靠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都市农业、设施农业和有机生态农业，使这一 “夕阳”产业逐步“青春化”。尤其要鼓励农民发展 “1．5产业”，即：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销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鼓励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化，尽可能多的开发出像“观光农业”这种类型的产业。要加快农业区域结构的调整。在调整结构中，必须有发展当地特色经济的主动意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市场、经济、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发本地优势农产品，逐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要加快农业市场结构调整。苏南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关起门来进行，必须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苏南的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发展创汇农业。加入wto后，虽然我们的粮食生产已经丧失竞争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瓜果、花卉、猪肉、水产品等方面还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优质大米、无公害油菜依然有较强的竞争力。对于这些农产品要加以扶持，鼓励其出口创汇。
三是要下功夫研究和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问题。我们要及时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尽快使农业走向产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产、加、销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快培育和发展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流通中介组织，特别是要建立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不仅有利于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而且还有利于避免因分散经营带来的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有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就能够增强其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其次，要退出“农本”思想
而“农本论”禁锢了中国农民上千年的农本思想，决定了整个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形成了保守的天性和脆弱的经济基础。要使广大农民群众的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情迸发出来，必须淡化“农本”思想。当前，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要在让广大农民普遍享受小康生活的实惠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基础上，用发展的事实来说服农民、教育农民、转变农民。
一是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为城乡产业转换和农民身分转换拓宽空间。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城市化政策，正确定位大中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政策的重心应当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特别是发展100－200万人规模的城市上来。为数众多的小城镇上接城市、上达农村，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文明向农村渗透的交叉点，也是农民转换最低门槛，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按人均计算小城镇建设所需的资金、物质消耗和土地占用量要高得多，一般要超出大城市的3倍，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划算的，特别是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大中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支撑，因此，实施城市化战略必定是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的战略，同时为区位优势好、经济实力强的重点中心镇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苏锡常城镇发展正是如此。
二是要大力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在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实现稳定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隐含着一个农民就业问题（仅常州为例，农业劳动力为49万，其中剩余劳动力为34万）。因此，必须把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把“就业最大化”作为农村发展的优先目标。无论什么政策，只要能促进农民转移和稳定就业，就是好政策。要大力增强城镇经济的综合实力，城镇经济的实力上去了，才能提供更大的就业创业空间，大中城市和小城镇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要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基础，以第三产业为吸纳进入城镇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为重要组织形式，以城市开发区和重点中心镇工业小区为主要载体，积极培育城镇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吸纳农民就业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要改变对农民进城镇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和制度，实行“城镇统筹就业”，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取消企业用工先城镇后农村以及对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平等对待，竞争上岗，增加进城进镇农民就业的稳定性。要将进城进镇农民的教育、居住、生活保障纳入统一规划，为他们提供正常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使他们进得去、留得下。
三是要重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大幅度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由于工业化过程中会出现资本密集代替劳动密集所谓“资金增密”现象，“知识经济”时代又出现了“技术增密”现象，导致城市资本和技术排斥农民进入就业市场。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使之与发展农村高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全社会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层次丰富、全面覆盖的农村教育网络。要调整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逐步增加中小学公共教育经费尤其是在农村的经费支出比重。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由于农村普遍短缺的是具有普通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在农村不能只重视国民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精力发展非国民教育，包括职业训练、职前训练、技术推广、成人识字、电视远程教育以及学会某种基本技能的各种短期教育。这类教育投资少而效益高，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终身教育是一种普遍权利”的观点，对改善农民以及整个社会低收入人群就业状态最为有利。
第三，要退出“农田”制约
农民的土地问题历来是备受重视的一件大事，我国从保障粮食安全和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两方面因素考虑，采取的是严格限制农用土地转作非农用地和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的“一刀切”政策。而事实上，一块土地派什么用场严格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要靠市场化配置去解决，其原则是要用于产业发展的最大用途，况且土地紧张问题，最终要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节约土地来解决。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采用同样的限制性政策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很难想象未来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后，既要确保数以亿计的农民的进入城镇，又要确保现有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稳定。在这个两难境地中，大胆退出“农田”制约就成为必然选择。
一是要确立新的粮食安全观，消除发达地区退出 “农田”的思想顾虑。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政策，是在自给自足与自由贸易之间选择了前者，政策的核心在于“储粮于田”。但国内外专家提出的新粮食安全观认为：粮食安全的涵义已不再是保证粮食生产和储备数量的那种传统的备荒意义了，还要考虑食品健康、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世界粮食市场运作等诸多因素。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从生产上讲主要是由于资源稀缺导致粮食成本上升的缘故。而建立在比较利益上的粮食进口政策，实质上是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相应资源的短缺，从而使国内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的购买力，粮食供应则更有保证，这是现代粮食安全观的实质所在。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出口粮食，仅有的几次粮食进口中，最多的一年也仅占国内消费量的5％，用汇3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石油进口占国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年用汇150亿美元。所以和平时期完全可以利用世界粮食市场运作，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不计成本投入农田，后果必然是产量过剩、土地抛荒和农民受损，偏面强调“储粮于田”所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的和不必要的。
二是要推进土地要素资本化，通过让农民变“股民”来保障农民退出“农田”的经济利益。在发达国家，农用土地的国有、私有界限十分清楚，土地作为一种资本、一种财产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值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在我国，土地被判定为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资料，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手中的土地还没有完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