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危机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应对危机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第2页

监控，有必要及时确立科学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并建立相应的质量评价体系，以此来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

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近几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弊端，并预感到将出现的严重问题，但为什么一些人仍然还在盲目追求高速发展呢？实在令人深思。坏的市场经济导致了教育被产业化、商业化。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正是高等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结果。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很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反叛者，而不大可能培养出更多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最近几年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人才紧缺。

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有效发展模式。所谓有效发展，是一种着眼于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强调发展过程平稳递进而不是盲目冒进的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表明，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看，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应该走一条“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即主要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办学潜力，优化教育结构，提高现有学校的内部效率和质量，适当扩大现有学校的招生数量来实现总体规模的扩张。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学校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就带来内部效率的提高，在扩张规模时必须注意防止质量下滑。

我国高等教育的关键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水平。办学必须讲究质量和效益，没有质量和效益就是严重的浪费和损失。质量与效益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

与外延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不同，内涵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即在一定条件下，使发展产生最好的质量和效益。它的重点是质量和效益，而不是速度和规模。高速度增长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低速度的增长也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高低速度之间的平均速度，同样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内涵式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已超越了速度问题，它以更为合理的思路来把握发展与速度、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它把速度看作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并非发展本身。速度是由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所决定的。没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不能导致发展，相反，只会导致倒退和某种破坏。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才是发展。内涵式发展模式追求的是质量和效益，并且是较高的质量和效益。它既可以节约高等教育投资，又可改善现有办学条件，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应该贯彻国家提出的“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讲求效益”的方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采取内涵式发展模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在扩招后的教育质量，是政府、社会和高等学校共同关心的问题。高校适当的扩招是有必要的，但盲目扩招必将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办学效益下降，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高校扩招必须适度，不能盲目冒进，必须遵循教育规律。

高等院校有着不同于经济或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特性。高等院校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规模并不等于有效益。高等学校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导致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只是为这种提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果扩大后的高等院校仅仅是原有小规模、低水平的高等院校的简单合并或复制放大，高等院校的内部资源在分配和使用上不合理，那么规模在改善办学条件上的积极作用将被抵消。

高等教育的有效发展模式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即资源的配置要有利于提高效益。对于处在经费严重短缺状态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国家在对高等教育进行拨款投资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拨款投资的效益问题，并采取适当手段，在拨款投资方式中引入激励机制，鼓励高等院校追求质量和效益，惩罚那些质量差、效益差的院校。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适当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倾斜。地方政府也应当加大对高等院校的投入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兴办教育比盖高楼大厦（宾馆、酒店之类）、修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水（火）电站更重要。

追求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也不能不考虑高等教育的规模问题。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巨大的适龄人口压力，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加入wto后的形势，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和大国地位而言，还是比较小的，质量也是比较差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质量方面，而且在规模方面都还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相对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产生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但是，注意规模问题，并不是高等院校要盲目扩地盘、盖大楼、争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比学生数量、比有多少博士、有多少硕士。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采取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

高等院校也要树立科学的、理性的人才观，而不能唯学历、唯文凭、唯职称、唯资历，要唯才唯德。按照今天某些大学选用教师的文凭要求，陈寅恪这样的人进不了清华大学，也进不了云南大学，梁漱溟这样的人进不了北京大学，也进不了云南大学。高校如持重文凭学历而不重学术学问的用人观，永远没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

二、在“大众化”潮流中更要重视精英（英才）教育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幅度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大众化”的潮流。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今天，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超过19%。”[4]（p3）中国高等教育在实现了“大众化”之后，依然不能放弃“精英教育”，而是更要重视“精英教育”，也就是说，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培养精英（英才）。

所谓精英人才（英才），就是指在各自的专业、职业领域有突出建树，有创新、有发明的杰出人才。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几十年来正是在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显得明显不足。正因为这样，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中，在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形势下，中国更要重视精英教育，扭转中国高等院校本身缺乏精英、缺乏学术大师，几十年来培养的精英、培养的大师甚少的局面。精英教育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培养具有崇高的创造精神和杰出的创新能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至少也要为这样的精英人才的产生提供基础条件。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欧洲国家大约在1970年左右开始步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

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英才教育仍然受到重视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公立院校主要承担了提供更多的公平的教育机会的职能，而私立大学，特别是一些老牌的私立大学则承担了“英才教育”的功能。

美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普及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相辅相成的、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社区学院作为一种集大学基础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社区文教服务及成人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在增加高等教育机会、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从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美国2年制学院的学生数增加了1倍多，从1960年到1970年增加了2.6倍。可见，社区学院在促进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美国的3638所高等学校，从办学模式和层次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研究型大学——学术水平很高，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重视精英教育，约有130余所；（2）拥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一般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较多，约有400余所；（3）综合型大学——学科比较齐全，拥有硕士授予权，约有600余所；（4）普通4年制学院——学校规模较小，以文理科为主，有学士授予权，约有500多所；（5）社区学院及专科学校——一般为2年制，社区学院部分学科可授予准学士学位，这类学校在美国有多所。[5](p9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教育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我国对高级人才特别是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将持续扩大并更加迫切。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必须重视精英教育。我们不应当将“大众化”和“精英教育”对立起来，而应统一起来。这二者是互动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能为“精英教育”扩大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可以扩大选拔培养精英的范围。精英教育发展了，又可以提高“大众化”的水平。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国家的富强，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人才。没有精英人才，中国将迅速衰落。高等教育通过“大众化”，将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由于在“大众化”过程中更多地是培养工具型、职业型、技术型等方面的普通实用型人才，我国要比在“精英教育阶段（时期）”更重视精英教育。

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自然会对我国的精英教育形成压力和挑战。我们必须积极迎接挑战，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英才教育经验，改革我国传统的英才教育模式，在“大众化”的浪潮中，构建新的英才教育模式，积极创造英才成长的良好和谐环境，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造就大批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