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擦肩而过而又受益匪浅的一本书
读《增长的极限》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复的，但真理可以———特别是当真理被既得利益所否认而被新的信息所证明的时候。”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四位年轻科学家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并畅销全球。
记得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让各系的优秀教师开办讲座，以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山大经济系蔺子荣副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正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时间就是金钱”之类的口号由南渐北，风行一时，我辈自然无法理解《增长的极限》，也觉着蔺子荣老师讲座中的某些内容未免有些杞人忧天（蔺老师讲座中谈到一个人一生要呼吸多少立方空气、吃掉多少吨食物、喝掉、用掉多少吨水，都接近天文数字）。
参加工作后，一次出差的机会，偶然看到《增长的极限》一书，顺便买了一本，胡乱翻了翻，认为那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恐慌，距离我们还很遥远，就扔在了一边。
年底，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刘光溪回鲁探亲，交谈中，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的压力，都表示了忧虑，我便重新阅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发展学的经典原著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和32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差别，但“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面前。
3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又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世界应该重温一下《增长的极限》了。1972年做出的预言到现在变得那么更加真实、可信，然而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些预言，世界已经浪费了30多年的宝贵时间而没有采取行动。
3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许多实业家、政治领袖以及第三世界的创业者都站出来对增长极限的观点表示愤怒。但是，事实终于证明了关于全球生态制约的观念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这些的的确确限制了实物增长，并且对我们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选择的政策能否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只有有限的能力能在短期内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利他的但却对一些重要角色不利的措施来对这些限制做出反应。
《增长的极限》再次拉响了警报，号召我们在为时已晚前采取行动。冰盖正在融化，新鲜水源正在消失，鱼类和森林正在枯竭……尤其对于身处工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为我们未来前进的征程平添了几许阴霾。
党中央高瞻远瞩，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总结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紧接着，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首次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对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不协调问题，一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资源消耗量太大。以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一年为例，gdp为1.4万亿美元，占世界4%，但原油消耗2.6亿吨，占世界消耗7.4%，原煤消耗16亿吨，占世界消耗31%，钢材消耗2.46亿吨，占世界消耗27%，水泥消耗8.5亿吨，占世界消耗40%。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没有明显改观。gdp达到21万亿人民币，占世界的5.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其中，钢材消耗占世界消耗30%，水泥消耗占世界消耗54%。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的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中，我们必须了解到自然资源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限制，人类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破坏，只有了解了增长的极限，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它已经进入公众谈论的话题，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概念。
《增长的极限》猜测，后过度冲击的后果才能被更清楚察觉，20年后，过度冲击的事实才会被普遍承认。该书中的模拟场景表明，21世纪的第一个仍将处于增长的阶段，这跟此书30年前给出的模拟场景是一致的。该书对1970～这一时期的预期，已经正确了30年，所有人必须再等，才能得到结论性的证据来证明谁的看法是正确的。
如果说《增长的极限》所做出预言在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家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的话，那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及时实现了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成功转变，避免了指数增长的危机，也就实现了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今天的中国社会兼跨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个时代。我们的挑战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的多、艰巨的多。人口、资源、粮食、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犹如重重枷锁禁锢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如《增长的极限》所做出的判断一样“允许指数增长持续时间越久，保持最后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越小。”①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必须追求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哪里？虽然，全党全社会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列为了一项战略任务，但我们的现实条件又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多大的空间？
即使从现在开始，我们努力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双重效益。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超稳定的社会，原有的社会惯性仍将难以逾越。在国内外各家媒体上报道出来的以环境破坏换取经济增长的新闻屡见不鲜。从微观层面来说，是由于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落后，目光短浅、利欲熏心；从中观层面来说，是由于法制、制度建设不健全；从宏观层面来说，则是由于难以克服的社会惯习（特别是政绩观）所至。因此，在全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如果我们再将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中国会不会因为“马太效应”而背负起西方国家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在全球资源、环境差距不断加大的今天，中国面对的危险和挑战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当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在中国准备“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但在西方国家不断将原有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模式输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权衡现实发展与持续发展的利害？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