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主的作用及其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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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光倒退呀什么的。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徐勇讲的和咱们以前讲的乡村自治，先村民自治，再乡镇，再县里然后一步步来。但是不是还有其它思路呢？我以为乡村建设是很重要的。其实农村的事情关键还是让农民自己去办好。现在不是说官退民进，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民在哪。让农民自己来做事，得有一个助力，有一个政策上的宽松或制度上的允许。
让农民有一个组织（刚才党国英说，农村要出职业政治家，我觉得不现实，你说他们吃什幺呀，但有一个问题他提得好，农村中得有一些组织和能人）。我也不希望搞农会，搞农会政治性太强，很快就会被掐死，而且对城里经济的依靠太多了。我觉得像农村很多的个人组织，或者有一些像西方的ngo，都可以发展起来。主要因为农村不管是传统的、经济的甚至说有些带**色彩的组织出现以后，其主要的功能不是政治，是其它方面的。但是这样的组织搞起来以后，有组织能力以后，一种合作途径，合作方式或者合作意向形成了以后，才可以去做、农村才可以改观。农村显然不是靠我们这些人或者靠政府就能够解救的，真正能救农民的还是他们自己。真正搞好乡村的建设或搞好乡村的自治，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选举上，而且刚才徐勇讲了，你如果老是没有成效、农村没有改观，那么选举就“疲”了，甚至不选了，因为选来选去不都一样吗？从历史上看，真正的乡村精英或是为农民说话的组织者都是有点本事的。有些能力不一定是搞政治的，但是你必须推荐这样的能力，推荐这样的组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民能够有自治能力了，真正的乡村自治才会出现，选举才有意义。
詹成付（丛书编委、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
我说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我是觉得西北大学出版社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情。咱们国内出版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书很多，但是成批量的（分三批）出版关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书（这幺大规模）还是很少见的。就这一点，我代表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向卡特中心、福特基金会，尤其是西北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我作为这本书的编委，没做什么工作，工作都是他们做的，有责任的话我承担。你说这个书稿有问题，要什么样的人来审读，我可以帮出版社去联系，如果认为我的级别不够，我可以找更高级别的人，坚决支持出这类书。现在，没有点良心，没有点社会责任感，就不会出这类不怎么赚钱的书。我们政府业务部门应该支持，政府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也应当多支持，多给这类书安排书号。
这套书的出版，意义很大，我觉得最起码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文化积累。当年徐勇老师他们那个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代表民政部去论证，我就讲了这句话，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却在国外，这是一种很荒唐的现象。村民自治发生在中国，中国首先要出一大批有权威的研究人员，不能村民自治发生在国内，研究又在国外。如果那样的话，又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那怎么办，就是靠文化积累，文化积累靠什么，还要靠我们图书。第二个，我认为是经验的普及。因为有很多地方的做法，通过这些书的传播，实际上起到了对村民自治工作的一种推动作用。第三个就是学者之间研究心得的一种交流。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是一种规模效应。以后这类书新闻出版署应该多批书号。最近我们部里面搞了一个社区建设（项目），新闻出版署就给了很大的支持。
我要说的第二方面是刚才大家所表现出的一种担忧。这种担忧也有道理，但我还是对“三农”问题解决的前景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我希望我们的学者包括西北大学出版社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因为据我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感觉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实非常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非常亲民、爱民、为民，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最近这一两年出台了一大批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我自己感觉“三农”问题解决呈现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比如说，从今年开始，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全部取消农业税、农业税附加，还有十三个省市减少三个百分点，其它省可能减一个百分点。这就是过去所没有的。再比方说，今年中央出台的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包括种粮的直接补贴、种子的直接补贴、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的直接补贴，这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国民收人再分配。还有，今年全国各地搞了个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中央政府拿10元钱，省、市、县这三级再拿10元钱，个人出10元钱，三个10元，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这样农民生病了在县城医院做个小手术，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一次可以报销3000元左右，这个是以往所没有的。在中西部农村教育方面，免了新疆五十个县学生的学费，西藏二十个县实行学生及中小学教师五包，国家为此拿出一百多个亿。还有今年在全国三十个县初步要推开一个计划：凡是农村有一个孩子或有两个女孩子的户，到了60岁以后，每人一年给600块钱，夫妇俩一年就是1200块钱。实际上是将这部分人提前纳入了社会保障。这也是中央财政要拿的钱，也是以往所没有的。再举个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例子：据我所知，最近有关部门拿出了一整套方案，改革的幅度非常大，正在征求各个部门意见，我就怀疑北京和上海这些地方政府能不能接受户籍制度这一改革。县乡机构改革的问题正在研究中，当然，方案还没有最后出来。财政部正在对省一级以下各级政府财权和人事权的划分、县乡村债务问题进行研究。中纪委在牵头大力推进政务公开。要求县乡政务全部要公开，然后地级以上的也要逐步公开，并有个时间表。政务公开将对打造法制化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产生很大影响，逼着我们的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也在讨论中，提出把老百姓的经常性民主权利（相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言）分为四个权利，分别叫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我想不管是在社会资源分配领域，社会管理体制领域，还是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都会逐步朝着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的方向发展。当然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投向农村，如果那样的话，城市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份额还是比过去大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对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充满信心，因为这个大气候现在已经形成了，应该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才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