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行政审判工作调研材料
检察院行政审判工作调研材料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谈一些看法，与同仁商榷。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
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行检察工作走入低谷。出现有些县院民行工作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全年工作为空白。三是由于民行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民行检察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极度不适应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临时凑数思想严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执法意识不强。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
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http://nayishi.com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起诉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加大措施，狠抓办案，提高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质量。
民事行政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