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社会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二
知识经济社会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二
第三章企业文化比较与管理差异
进入70年代，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成功管理模型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凡是成功的管理，都是依托于其内在特定的文化力和传统力。既便是外来的管理，也只有在其和民族的文化印记吻合以后，才能产生绩效。相反，如果去考察一些不成功的管理，都往往以两者的不耦合为特点。
由于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因此最能体现其管理文化特质的是“人本思想”，即对人的本性、本质了解的理论和思想。情、理、法三者，也是管理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管理中的情感投资、目标实现和法规制度建立等问题。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特质，对其有不同的偏好和处理艺术，但是只要是成功的管理，都必须是三者的统一。东西方正是通过各自不同途径而实现三者统一。
研究管理与文化关系，其根本点归结为管理成本的大小问题。事实表明，凡同特定文化传统相吻合的管理模型，由于其内在的认同和整合效应好，往往能产生较高的凝聚效应，从而节省管理成本。反之，则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增大管理成本，管理效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随着人类管理文明的发展和东西文化的融合，最有效的管理是吸收两种文化之长，并形成一系列整合效应的管理。
第一节东西方人本思想比较
西方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和民族，在其自身的文化发展中，人的个体价值、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由此形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基于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与发展，使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而推进西方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其主要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赋予鲜明的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特点。
而作为对理发人本主义的修正，本世纪初兴起的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特别是进入50、60年代，对人的本性作出了具有创新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其主体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1）重视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作用，而改变过去单纯认为是理性因素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人们越来越注意到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决定意义；（2）作为独立意义上的人已经具有了社会角色，因此人应当使自己的行为和社会要求相协调。而不是以个体排斥社会，以自我排斥他我，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角色；（3）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中，不再以惟一的经济指标为目标导向，而注重自己行为的环境价值。它强调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应该是“顾客需要的，企业擅长的，又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产品。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相结合，人学会从他我，从社会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而正是这一系列进程，演化出“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文化人——现代人”的发展序列。
而人本思想，则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孔子的德治思想，仁治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民”。“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他对于“以不教民战”，“不教而诛”，“居上不宽”等现象极为不满，明确指出，宽则得众，惠足以使人。他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提出“使民如承大祭”，役使老百姓要像承担重大的祭祀那样严肃认真，不可轻率。而孟子则更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点，认为治理天下，老百姓的事情最为重要。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人本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群体和谐，自强不息，体己与体人相统一，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所以东方人本思想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种人本思想，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与价值，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转化”：
其一，重人的生存需求而转为重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在封建牧民思想的指导下，重民实际上是重民的生存需求，希望统治者“治民要宽”，“养民要惠”。而现代管理中的人本思想则是重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重人的个体价值，注意发挥人在管理中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优化管理的目的。
其二、由简单地排斥和否定竞争而转为规范竞争秩序，制定竞争规则，尽取竞争之长而避无序竞争之短。封建社会的和谐抑制竞争，抑制发展，以“平天下”为目的；而现代竞争则有新的内涵，如以“仁”为竞争规则，就是力图把竞争对手视作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竞争而实现共同进步；以“礼”作为竞争规则，强调竞争中的道义和规则，不搞损人利己的行为，注重信义，注重规则等。
其三，注重群体价值同时注重个体价值，不以群体而淹灭个体，也不以个体而否定群体，实现群体和个体统一。即有现代人特色，注重个体的价值；又有群体人特质，把个体融汇于群体之中。惟此，方能真正体现东方人格的特点，实现东方群体人格的更新和升华。
东西方人本思想和理论，虽然起点不同，发展进程不同，由此带来各处的特性不同。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两者却有趋向于同一。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本理论开始注重其整体作用的发挥；而东方强调社会人价值的同时，却注重其个体价值的突现。特别是现代企业家的特点，就必须实现其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统一。西方注重人的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开始注重人的非理性因素，而且开创了一个管理的新时代（在现代管理阶段，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成为一个显著特点），而东方文化由于一开始就关注人的因素，关注人的情感、意志、素质对其工作的影响，但却缺乏规则和秩序，缺乏管理的制度化，因此随着现代管理科学化时代的到来，两者被有机结合。西方管理的防范性、制度化特征增加引导性和教育性因素，这是向东方文化靠拢；同时，东方教育引导性管理则被赋予制度和强制特点，从而使两者管理特征趋于同一。
随着现代管理的发展，东西方人本思想的发展并日趋一化的趋势，将最终奠定未来管理的人本基础和文化基础。
第二节东西方企业文化理念比较
一、西方以“法”为重心的管理模式
比较东西文化的特质就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追求卓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人格。西方人文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贬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如果了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就会了解依靠法规、条例来进行管理，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由此可见，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管理模型，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
由此可见，特定管理模式的成型，必定同其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传统（原罪思想和防范管理），资本结构（契约资本）等一系列基本因素有关。最后形成制度管理特点。具体表现为：条例管理、效率管理、例外管理、分层管理和逻辑管理。
在人类管理发展史上，美国式西方管理提供了科学管理的全部内容，行为科学管理中属于“独立人”方面的全部内容，现代管理系统中的电脑、数学模型、新科学管理方法的大部分内容，创新管理的全部内容。由于制度管理克服了传统管理的无序状态、放任状态、经济主义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构成为全部管理的基础。亦即任何形式的管理，如果不能经历科学管理阶段的全部内容，建立自己的科学管理体系，其管理绩效不是无效的就是低效的。
二、东方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哲理
其一，“静思”习俗。西方人习惯于先行动后思索，一者是由于他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有行动就可取得实证分析的逻辑思维点，由此展示出全部进程；二者由他们勇于拓展的特性决定的。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特点决定他们的在尚未理清思路以前就已经行动了。而中国人则是长于思维的民族，千百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形成了某种价值定势，使他们的思维问题难以割断历史脐带，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思索清楚了再行动。由此可推测：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一旦有法制约的话，其产生的罪孽将比西方少，但是每一种罪孽所表现的形式则比西方更丰富。其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较多考虑“后果”，否认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注重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都不愿背离基本的伦理准则。因此，把这种价值准则与企业目标结合起来，员工就会把企业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实现的是自我管理。
其二，“家”本位。家本位是东方社会又一基本特点，因而其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家庭的“安宁”为代价，以损害社会稳定为成本。东方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比西方好，东方经济的内在动力也比西方更厚实，其缘由就在于东方经济以“家”为本位。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之所以在中国千古不衰，正是建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破坏这个伦理秩序，相反，正是建立在这个伦理秩序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的管理也必须以“家宁”、“家兴”和“家顺”为特点。它不仅表现为企业本身就是“大家”、“厂家”，更重要的表现为东方管理具有更多的“情感”特色。企业成为员工情感交流和满足需要的重要场所。
其三、“重义”网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和网络经济，经济联系和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网络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建立，而在华人经济圈内，如果同中国社会传统的“重义”网络结合起来，而往往能直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无信不立，人无义不正。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就会受到社会排斥；反之，“信”、“义”两字，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最有价值的媒介物，构建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和交换网络，现代市场经济网络显然应当同这个网络接轨，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