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创新能力

论政府的创新能力

论政府的创新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和部署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提高“五个能力”的明确任务，那就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决定》指出，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强新本领。这里强调的“四个新”，核心在创新，离开了创新，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全党和党领导的各类权力机关、群团组织都要致力于创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尤其要重视创新，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现代经济学上关于创新比较完整的概念，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首先提出来的，他对创新定义了三个层次：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再次发现，一个是重新组合，都是创新。江泽民同志把创新的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质上，创新也是我们党历来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创新的最高境界；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五十五年来的六条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也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创新的一个基本要求。
从一个区域来说，创新是发展的火车头。区域创新的主体包括很多层面，既有各种社会组织，各个企业，也有社会公众个人，还有政府(也可泛指现在的党政组织体系)。在所有的创新主体中，政府居于引导地位。温家宝总理在谈到中国国情时讲了一个乘除法的比喻，他说，中国有13亿人口，再大的成就除以13亿，都是一个小数字；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是一个大问题。在区域的创新发展体系中，也有这样一个乘除法，当政府创新能力强的时候，它对于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具有乘数效应，将会扩张区域的创新能量，极大地促进区域的发展；当政府创新能力弱的时候，它对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具有除数效应，将会抑制区域的创新能量，阻碍区域的发展。
讲政府创新与区域发展这一主题，必须回答好四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增强政府创新能力、从哪些方面增强政府创新能力、靠什么来增强政府创新能力、怎样评判政府的创新能力。
一、为什么要增强政府创新能力
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三个迫切需要：
第一，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是执政党实现长期执政的迫切需要。中央之所以高度关注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就对毛主席提出过历史兴亡的周期率现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古今中外，很多政党的沉浮起落，很多政权的兴衰更替，无不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像苏联共产党执政70多年，使苏联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几乎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像中国的国民党，号称“百年老店”，也丧失了执政权；像满清政权，创造了康乾盛世的辉煌，最后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分析其中的原因，根本的一条就是因循守旧，没有与时俱进；固步自封，没有改革创新。可见，创新能力是执政能力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体现。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政党，它的执政能力必然受到质疑，严重的就会被群众所抛弃，为时代所淘汰。而政府创新能力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的行政职能，去实现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如果政府的创新能力强，就必然能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保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意图得到实现。反之，如果政府没有创新能力，思想僵化，不能突破旧观念、旧体制和老办法的束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就不可能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群众的利益，从而偏离党的执政目标，使党的执政意图落空。这样，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影响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是加快区域发展的迫切需要。区域发展与区域创新密切相关。前面说过，政府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居于引导地位，引领着区域发展的潮流。国内外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日本的国力大大落后于中国，但他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起来，并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甲午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是甲午海战110周年，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1929年到1933年间，美国爆发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经济持续4年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兴，奠定了二战胜利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倡导并推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20多年持续发展的新局面，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是革的贫穷落后的命。由此可见，政府的创新活动，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相对较小区域的发展与进步，同样也是这样。现在，国内各个地方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样的宏观背景，甚至同样的基础条件，有的地方发展很快，有的地方发展较慢，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地方党委、政府的创新能力强不强。这些年，江苏南部地区发展势头迅猛，创造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有名的“苏南模式”。以苏南“四小龙”为例，有的人讲，他们的发展，只不过是机遇的垂青罢了。像江阴是抓住了企业上市的机遇，现有上市公司14家，在国内证券市场形成了著名的“江阴板块”，被誉为“华厦a股第一县”；昆山是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有54个国家和地区在该市投资了2600多个项目，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5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有23家在昆投资；张家港是抓住了企业改组改制、做大做强企业集团的机遇，一个县级市拥有10大集团企业和50多家骨干规模企业；常熟是抓住了商贸兴市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机遇，日均新增民资超过1800万元，个私经济总量达到168亿元。我看，苏南的发展不像开始办特区那样，得到过国家很多的政策优惠，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善于创新、敢为人先，闯出来的。像他们抓的这些机遇，应该说是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苏南抓得住，别的地方抓不住？关键还是敢不敢抓、会不会抓，这实际上就是创新能力的反映。现在苏州也很不简单，一个地级市，前后三任市委书记提拔为省长，有人说苏州是省长的摇蓝。苏州也确实吹得起牛皮，以占全国0.9‰的国土面积(8488平方公里)、4.5‰的人口(584万)，创造了占全国2.4%的生产总值、2.5%的财政收入、7.7%的利用外资总额，在全国排名，包括直辖市，苏州的gdp居第五，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工业总产值居第二，仅次于上海。很多人都去过苏州，我感到他们上得这么快，除了地利之外，关键是苏州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思想超前，反应敏锐，抓住了搞乡镇企业、搞开发区、搞招商引资等一次次机遇。从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很多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领导集体抓得早一点，抓得紧一点，抓得主动一点，效果就比较好，如果前怕狼，后怕虎，一遇到阻力就退缩，机会就会错失，结果也大不一样。像长常高速公路，当时上面的规划只修到益阳，到要等几年才建。市委、市政府认为这项工程事关重大，不能拖，向国家和省里表达了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自己挑土修路，也要把高速公路通到，后来还是争取到了这条路的及时建设。正是有了长常高速，才有了现在正在建设的常张高速、常吉高速和规划要建设的常邵、常岳和到荆州的高速，有了的全国高速公路枢纽城市地位。
第三，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是更好地适应转轨转型的迫切需要。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是利益关系调整最剧烈的时期，是社会矛盾暴露最充分的时期，也是各级政府的创新能力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必将开辟我国持续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这既是我们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从国际上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分界点。因为，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会出现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包括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收入差距大的问题、社会保障低的问题、道德规范弱的问题等。有些国家和地区应对得当，从这里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应对失措，像拉美地区，达到了这一水平后，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和经济动荡。中国的情况和其它地方不同，内部更是千差万别，如何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如何适应自身的特点，这些都对各级政府的调控、管理和创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二、从哪些方面增强政府创新能力
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因此，提高政府创新能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区域发展。政府的所有创新活动必须围绕发展来展开，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发展理念的创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行政管理的创新和公共服务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为区域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
1、创新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的创新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政府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在创新发展理念上，要坚持“两不三把握”，既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也不能头脑发热、急功近利；必须把握时代要求，把握客观规律，把握现实条件。我的认识是：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最近，我看到国外学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邓小平的猫变了颜色》，文章就我国新的发展理念转换作出了评论，说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开启了中国20多年飞速发展的阶段。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