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基本原则层次论

经济法基本原则层次论第2页

续发展原则又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的目标。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从而又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二者就是这样来支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对于经济法工具性原则来说，是一种高位原则，体现了它的更高的层次性。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的实践产生了相当广泛、全面和实在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法律行为的实际运作。
依照此路径去研究，经济法所蕴含并实现的基本原则是一个由多层次原则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工具的统一。通过此种分类的优点是：我们可以初步构建出体系化的、具有层次性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个别解释
（一）作为工具性基本原则的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原则
适度干预②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12]。适度自由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要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之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这里的“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适度干预是要求国家干预但是又要适度，强调国家对市场的限制，即国家相对于市场的主体地位。而适度自由要求自由但又要适度，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尊重，即市场相对于国家的非附属地位。
适度干预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在立法上强调适度干预，就是要在规则的制定上尽量平衡国家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功效，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而在执法、司法中体现适度干预原则，则是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应当准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保障权力行使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适度自由原则首先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经济法应当为国家干预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建构一种限制性的规则框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乎正当性，从而保证市场的主导性和政府权利的自由裁量性。毕竟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作为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经济体制，因而它十分强调经济主体之自主性。其次，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切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市场失灵固然存在，“政府失灵”也屡见不鲜，国家干预切不可压制和抹煞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竞争的自由性。毕竟市场之所以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其借助利益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认为，“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3]干预与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干预边界之外就是自由，自由边界之外需要国家干预。就象一台天平，为了使两边达到平衡，必须不断调整二者的范围，如何调整就体现在适度二字上。要想更深层次研究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就得进一步研究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的前提与目标：
1、适度干预的前提与目标
首先，适度干预的前提是社会本位。法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国家作为超乎社会的力量，其任务决定了其权利的不同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就产生了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即：“国家本位”，“个体本位”，“社会本位”。[14]社会本位直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就是指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又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个人利益的相加或等同于国家利益，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5]这表明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它是“社会公众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正常活动而提出的愿望和需要。”[16]正是国家要从社会本位出发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它于是构成了适度干预的前提。
其次，适度干预的目标是经济公平。适度干预的目标就是从社会本位出发达到真正的经济公平。“公平是法的价值目标，更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经济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平衡。”[17]经济公平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交易公平和形式公平，分配公平和实质公平。在以契约关系为经济联系基本纽带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公平主要体现为交易公平，[18]而在这四种公平中，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分配公平和实质公平。经济法超越民法界限而发展起来，它较之民法更注重实质的公平。分配公平一方面要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该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实质公平是经济公平的要旨，不是特权分配，而是一种利益调整，是对不平衡利益关系的调整，达到结果的公平，真正的公平。
2、适度自由的前提与目标
首先，适度自由的前提是经济民主。要实现适度的自由，必须保证民主，因为，只有以真正的经济民主为前提，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曾经在北美和西欧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得到各发达国家的认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从7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供给学派正是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主张削弱国家干预，重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迎合了回归自由主义的思潮。总之，这种态势体现出一种弹性变化：反对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宣扬国家干预（李斯特）→鼓吹国家干预（凯恩斯）→削弱国家干预（供给学派）。“市场主体有权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过程。而政府过程反映市场需求以及市场主体参与政府过程是经济法中经济民主原则的基本内容所在，由于单纯干预论强调政府干预的单向性，故无法内含经济民主的理念。”[19]因此，削弱国家干预的实质是经济的民主，从而为适度自由提供了前提。
其次，适度自由的目标是经济效益。适度自由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要实现经济法所追求的比经济公平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的经济效益，已经提升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高度，同时也包含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间的平衡，符合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经济法中，处理好政府的有效干预和市场主体的充分自主权的关系；赋予市场主体广泛的法律权利并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扫清障碍；转换经营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发挥的活动舞台，从而实现经济法上的经济效益。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既需要市场自发调节这只“无形之手”，也需要国家调节这只“有形之手”，保障这两只手成功运作的适度干预和适度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而适度自由比适度干预更强调经济效益的目标。
（二）作为目的性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1987年联合国42届大会通过了由瑞典前首相布伦兰特夫人主持的《我们共同未来》的决议，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成为经济法最终的价值目标，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并与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与整体效率直接相关。一方面，从经济法的公平原则来看，要实现经济公平就得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不仅表现在代内公平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也应该表现在代际公平即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由于自然、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经济法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保护，既防止部分人拥有资源过多造成浪费，又保证大部分人拥有足够量的资源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同时只有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保证后代人对资源的使用。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当今世界由法律维护的不公平现象相当多，主要表现为：时间上，历史发展上的不公平(时间生态序不公平)，如代际间的不公平；空间上，地域发展上的不公平，如一些地区和行政区享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策的种种特权，而另一些地区和行政区却受到种种歧视、压制或限制；社会制度上的不公平，包括体制、阶层、行业间的不公平及部门行业内部的不公平；法律政策方面的不公平，包括政策制定和实施、法律制定和实施方面的不公平。导致最终的发展获利(结果)不公平；这些都将对经济法过去赖以存在的公平观产生冲击，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平观。
另一方面，从经济法的效益原则来看，要实现经济效益也得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20]同民法着眼保护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整合，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