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及观念人力资本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渊源分析

思想学习范文 发布时间:2011/1/8

传统文化及观念人力资本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渊源分析第2页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 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 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 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 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即在企业内部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从而导致了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组织的变革; 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 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退出, 变成夕阳产业, 由新兴产业取而代之, 这就从中观层次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 伴随着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而来的, 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创新或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 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因此, 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 工业化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变化过程。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 是不断前进的, 是动态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环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变化过程; 另一方面, 这种变化是生产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变革, 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