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撤销权的性质及撤销之诉的当事人

论撤销权的性质及撤销之诉的当事人第4页

命受益人或转得人回复原状。”依有的台湾学者解释，此项规定系采折衷说（参见彭松江：同注［1］），但本文认为对于此项规定，亦可采形成权说第二种观点的解释。
［］关于此问题，学界存有三种不同见解：（1）撤销权请求权同等说；（2）以请求权为主撤销权为从说；（3）以撤销权为主请求权说为从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观点不承认仅以撤销行为为目的之诉。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478页；张文龙：《民法债权实务研究》，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史尚宽：同注［2］，第476-477页。
［］史尚宽：同注［2］，第477页。
［］王利明：《撤销权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版，第632页。
［］参见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30页。
［］彭松江：同注［1］。
［］请参见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关于形成权说的论述，其在文中认为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其形成效果为使受益人获得利益之回复，成为债务人之责任财产，而不必由债务人另行请求受益人返还其所取得之利益，即得径行对该利益强制执行。”参见黄立：同注［4］，第482页。
［］关于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的请求权的区别，请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32页。
［］王利明：同注［9］，第663页。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折衷说实际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债务人、受益人为共同被告，如有转得人时，其转得人亦为共同被告；另一种观点认为撤销之诉仅为形成之诉时，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兼有给付之诉时，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持折衷说的学者一般认为第二种的观点较为妥当，因此本文仅就第二种观点进行讨论。参见张文龙：同注［6］，第26页。
［］关于撤销权行使之后的法律效果，究为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的争论介绍与评析，详细内容请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498-501页。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中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与合同无效中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并非同一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在撤销权行使的效果问题上，采绝对无效说并不妥当，其理由为转得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善意的，在此情况下，其可以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71页）。本文认为这其实是混淆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绝对无效的概念。
［］关于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陈忠五先生认为：“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究竟是否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乃属另一法律问题，不论法律是否订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从私法上信赖保护原则与维护交易安全的观点加以思考，与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性质的认定无关。”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载《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七卷第四期，第193页。
［］法释［1999］19号第1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我国亦有学者认为，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法院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之诉的，如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条件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法院另行起诉。本文认为即使依照此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一并提起的代位之诉因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的规定，因而也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参见崔建远：《新合同法若干制度及规则的解释与适用》，载《法律科学》第3期。
［］戴世瑛：《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目的、发展、存废与立法评议》，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7卷，第109页。
［］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实用》，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33-234页。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益人间之行为。”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501页。
［］彭松江：同注［1］。
［］我国有学者认为转得人依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财产的，债务人不能请求转得人返还财产。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55页。笔者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为两项不同的制度，善意转得人只要具备善意要件，即使其尚不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全部要件，也应认为债权人不得请求其返还财产。
［］诉讼标的理论可分为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新诉讼标的理论与新实体法学说等，关于应采何种理论较为妥当，学界存有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虽然具有有利于法院进行裁判，有利于当事人双方进行攻击和防御，但在某些场合下，则暴露出了其潜伏的缺陷和矛盾，即在实体法上请求权竟合时，可能导致原告获得数个判决，从而产生不合理的结果。（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以下。）但是，我国台湾学者姚瑞光先生认为应采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并且认为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适用于请求权竟合时可能导致“同一目的之请求可能获得数个判决”为“无根之指摘”，认为：“只须实体法上请求权竟合之理论尚属存在，则基于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之法理，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时，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灭。胜诉之原告，于凭此一判决获得执行返还该物后，不至于凭另一判决声请执行，纵令故意再声请执行，债务人亦可依强制执行法第14条规定提起异议之诉。”（参见姚瑞光：《就现行法评析所谓新诉讼标的理论》，载刁荣华主编（郑玉波等著）：《现代民法基本问题》，汉林出版社，1981年版。）本文认为姚瑞光先生的观点深值赞同，而且，“从国内的民事诉讼教科书对诉讼标的论述看，我国的诉讼标的理论应当所述与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张卫平：同注，第238页）因而本文亦采传统诉讼标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