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
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
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
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
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
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大约1亿左右。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3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1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6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此外，中国还有社会有害阶层。他们是犯罪者，如卖淫者、吸毒者和有组织犯罪者。从数量而言，这批人大多出在下等和中下等阶层，但是，其它阶层也出犯罪分子，如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多出在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
中国阶层结构模型：以1997年为例
阶层职业从业者年总收入从业人员百分比
上等阶层高级官员
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
大公司经理
大中型私有企业主，
2.5万元左右
5－10万元
10－100万元
100－300万元
1％左右
上中阶层高级知识分子
中高层干部
中小型企业经理
中小型私有企业主
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
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
5万元左右
2万元左右
5万元左右
10－100万元
5－20万元
5万元左右
4.2％左右
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
律师
大中学教师、
一般文艺工作者
一般新闻工作者
一般机关干部
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
2万元左右
2万元左右
3万元左右
2－2.5万元
2万元左右
2.5万元左右
2万元左右
3万元左右
3－10万元
11.8％左右
中下阶层工人阶层
城乡两栖阶层
农民阶层
8000元左右
5000元左右
3000元左右
69％左右
下等阶层
城市下岗、失业人员
农村困难户
3000元以下
1000元以下
13％左右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
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9％）和社会下层（13％）。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被称为国家主人，但是，他们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中国农民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收入低，二是负担重，三是和乡村干部矛盾尖锐。
农民收入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人口过多。农业人口比重的缩小，将是漫长的城市化过程的结果。所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
农民负担重一是因为需要农民养活的基层干部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二是要农民承担乡村公共产品的费用，如义务教育经费、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费用，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是由农民的承受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干部创造“政绩”的强烈冲动而定。
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一是来源于基层干部的任务（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冲突；二是农民民主权力没有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半数以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村务公开极少；三是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甚至部分基层政权被乡村流氓掌握。
工人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历史造成的。改革前工人拿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工资。工资中的一部分被国家集中起来，理应为工人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条件，但却投入了没有效益的建设之中。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的工人却没有自己的住房，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