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第4页

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
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
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
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
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
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
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
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
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
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腐败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腐败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
权力腐败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腐败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腐败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