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先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客观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哲学是基础，是最具一般真理性的内容，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它传入中国时起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各种探索，取得了各种成果，其中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思想。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也在随之推移，并结合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形成新的形态。事实上，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不断向前推进，显示出这一伟大事业的勃勃生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发展着，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仍然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历史重任。
总结前人的经验，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仍然必须沿着现实实践和传统思想继承这两条基本路径展开。[那一世范文网-www,nayishi.com,找范文请到那一世范文网]
路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结合？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结合主要被理解为哲学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指导，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实践中常常把这种指导误解为为政治实践作论证分析，并将其惟一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即社会批判功能的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手段。因为哲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不仅是指导、规范，同时还包括分析、批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是在人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改革、不断完善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应该得到重新高扬，目的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巩固，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并通过指导、批判等多种形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真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世界观指导和社会批判而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不断渗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如果一种哲学理论总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对社会现实生活不发生影响和作用，其中国化就无从谈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发展，并被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并在结合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结合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在哲学上突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价值论。在实践观上，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实践标准的惟一性和权威性，并立足新的实践，探索新的道路，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实践观的特色在于强调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提倡实干，讲求实效。在价值观上，邓小平的创新之处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提出一种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新型价值观。这种新型价值观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判断主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这一重要思想的哲学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位于“三个代表”之首的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历史唯物论关于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有巨大反作用原理的创造性应用，体现着历史辩证法的精髓；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历史唯物论中“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经典论述的创造性应用、中国化表述。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从根本上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正是通过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了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而且具有了中国化的表现形态。正如邓小平所言：“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路径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事实上，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文化，要想进入中国人的思想、指导中国人的行动，都不能无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存在及影响，都面临一个“中国化”问题，即都要努力中国化。差别只在于程度的深和浅，以及方法、途径、口号、形式的不同，如中国古代外来佛学的玄学化、中国近代的“儒化西学”等。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民族表现形式上，比较多地强调通过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不具备民族性、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容易为中国人理解接受，也很难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民族性、民族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但不能止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还应有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刻的内容、更多样化的手段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概念、范畴的解释和运用上，还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民族特色、基本范畴、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活动特征、习惯等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努力在这些方面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契合处、结合点。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的研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推敲的看法和做法。如有的研究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文化根基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就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通过德国古典哲学）。还说“这可以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大量引用和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事实得到间接证明，还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直接大量引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这些看法显然缺乏充分的历史根据。因为中西哲学的交流在历史上虽然有过一段繁荣期，在那个时期也确有少数西方哲学家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热情和兴趣，但就整体而言，或就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而言，由于语言和观念上的众多原因，他们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也是很肤浅或根本错误的。因此，说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很牵强，再试图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在我看来，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肯定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如果把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无限夸大或绝对化，同样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在这里，牢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强调的历史主义的原则，更是一刻不可偏失。

最后，我们应当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就是，第一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第二要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