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是衡量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尺度

廉政是衡量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尺度

——关于廉政理念若干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腐败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它具有主体强势性、行为趋利性、确立相对性和现象普遍性的特征，是一种“强者的掠夺”，植根于人性之中，是人的动物性过度表现的结果。清除腐败，实现廉政，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衡量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尺度。
关键词：廉政 先进性 尺度
近年来，“廉政”这个字眼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界中。中央领导多次表示了进行廉政建设的坚强决心，廉政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把握。
廉政，是反腐败的结果，代表着反腐败的成功程度。因而，把握廉政需从把握腐败开始。

一、腐败是人类社会的痼疾

腐败是这样一种现象：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或肆意挥霍。这种行为直接伤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官员所在的政治集团慢慢地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走向对立面，最后导致政权倒台。
一般而言，腐败现象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主体强势性
腐败的主体是掌握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官员，在社会中，这一阶层属于强势集团。
这种强势，由两方面构成：
一是个体的优势。从整体来说，相对于社会其他集团的成员，除了朝代更迭的初期，这个集团的成员多数属于精英，在文化素质和个人才能方面拥有优势。
二是地位的优势。腐败的主体掌握了公共权力，在社会中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在制度设计、程序设置、社会动员和权力运作方面都占有主动和有利地位。
官员们掌握公共权力的这种强势，比较方便使权力失去制约，这一点决定了反腐败的难度和复杂性。
（二）行为趋利性
腐败行为形形色色，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获利。可以定义为社会强势集团成员的不平等获利。有的直接侵吞公共资源，比如贪污。有的间接侵吞，或滥用权力，帮助家属子女、亲朋戚友不当获利；或收受贿赂，帮助他人获利。
近年来，随着社会反腐败的呼声和力度加强，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增大，出现了“期权化”的动向，将获利的事实推后。而更多的，走向另一种形式——挥霍公共资源。有资料显示，我国高昂的行政成本，与此有直接关联。
（三）确立相对性
腐败行为的发生总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它的成立受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和决定。
一般而言，腐败的评价和确立可以由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进行。在一定社会条件的时空框架下，精英的获利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超过了当时民众的认可程度，即可视为腐败。具体地说，饥荒年代侵吞一斗糙米和富足年代收受百两黄金，从数量说没有可比性，但同样都是腐败。
（四）现象普遍性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痼疾，在历史上、现实中，在中国，在国外，在各个阶级主政的政权中，都无一例外地出现，并且各个阶级主政的政权，都曾致力于反腐败的事业。
过去我们的反腐败宣传总把腐败说成是某一阶级的专利。然而，这种说法不够全面，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和腐败的根治。撇开政治制度，就个体而言，应当承认腐败是一种由人欲膨胀而导致的普遍存在的恶，这样，我们的反腐败才有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出发点。
综而言之，腐败的主体是官员，其指向是利益，其行为的成立决定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其现象是普遍的。
对具体的一个执政集团而言，这种行为属于短期获利、个别获利，得到的是个人眼前的好处，于其长远的执政地位却有巨大的损害。因而，反腐败是执政集团共同面对的课题。

二、廉政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从抽象的角度看，腐败属于“强者的掠夺”，它植根于人性之中，因而具有普遍意义。
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认为：人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二者相反相成。人的动物性表现出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行为趋向，而人的社会性则对前述趋向进行制约。人必须有动物本能才能生存于自然界，而必须制约动物性才能共同生存。
出于动物性的本能，自然界的法则“弱肉强食”在人类社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奴隶主、封建贵族和资本主义初期的分肥制官员都莫不如此。
而中国经由长期的封建社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在社会阶层和资源配置上形成了正反三角形。属于权力等级三角形最高阶的统治者享有最大份额的资源，而处于底边、人数最多的劳苦大众享有最少的资源。民众们不断地被要求遵守节俭的美德，节衣缩食，将赖以生存的资源一减再减，以便让统治阶级恣意挥霍！在君主与民众之间，是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有等级制的“礼”规定他们可以享用资源的程度、数量、规格。只要不侵吞公家——君主的利益、不逾越“礼”的界限，他们也大可以安心鱼肉人民。因而在封建社会，“弱肉强食”是制度性的。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谚，从传统文化对清官的美化和期盼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人是多么稀少，多么珍贵。而反过来，腐败又是多么猖獗，多么司空见惯。
真正的、现代意义的廉政概念产生于现代。而资产阶级指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则为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廉政文化作出了观念铺垫。西方人从反对专营权开始，慢慢地发展了一套公平获利的制度，形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伦理和民主政体。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的精神，发展为民主和法治；博爱是**精神，发展为二次分配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现代的国家理念与制度由之确立。在数百年的发展中，西方社会以开放的胸怀经历了许多“主义”，一个个“主义”显赫、辉煌，最后又被扬弃，而一个个民族在这扬弃中不断向前。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各民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努力不会终止，历史的脚步始终向前。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客观地比较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廉政建设，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他们有一套明确的文化理念，建立了平等获利的制度，并为之发展了相应的民主政治，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制止了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侵凌人民的利益，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和正义。从这里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廉政不是单纯的廉政，它是文化理念、社会精神、制度演进、价值实现的表征，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三、廉政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尺度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宣传自己制度的先进性，我们的宣传机器一定程度上在人们的头脑中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我们可以超越历史规律的制约而别出蹊径，但那只是一个光荣的梦想。为了继续前行，我们必须回到实地：我们遇到与祖辈、父辈不同的环境，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挽救危亡，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我们的祖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改善人类命运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和完整的理论逻辑，鼓动了全世界的无产者，激励着中国的志士仁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隐含的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本来就是针对当时不合理制度的弱肉强食。意在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人天然是腐败的死敌。本着这种伟大的胸怀，带着廉洁的形象，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赢得了全国的胜利。
然而，谁曾想到，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同时，面临着腐败带来的人心向背问题！
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人民不能容忍公平与正义的丧失，如果任由腐败继续蔓延，我们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将面临亡国灭党的前景，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遏制腐败、实现廉政的法子大家都知道：早在1945年，毛泽东回答黄炎培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句话，只有政治文明才能遏制腐败！
知易，但是行难！
难在对社会强势群体的制约；难在承认我们的政治文明还在“发展中”；难在我们自己要制约自己！不仅要在权力和资源上剥离，还要进行权力的制约；不仅要在价值上认同，而且要在制度和程序中落实。难在我们要把自己真正置于人民的监督中，认人民群众来真正监督我们，并且有力量纠正我们！
要做到这些，必须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进程；必须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必须从文化理念、社会精神、制度建设和程序安排上做一系列的工作，这是何等艰巨的工程！
设想一下：如果平等成为社会共同理念，那么公开、公平、公正就成为唯一选择，民主与法治就成为必然结果，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安排就顺理成章。
当然，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我们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一步步地推进改革。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现在就进行。例如公务员制度的完善。近二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实行了新权威主义，保证了对开放改革的强有力的领导，但无庸讳言，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进展滞后。如今的许多“第一把手”问题，即为表征之一。高度的集中失去了高度民主的制约，其必然结果就是腐败现象的出现。表现在公务员制度中正是如此。当下许多腐败行为都是在公务员的眼皮下发生，越大的腐败行为就有越多的知情公务员。但揭发者甚少，助力者有之；不闻不问者多，视若无睹者更多。为什么呢？民主的原则体现在公务员制度上，那就是实现每一个公务人员的民主权利。对比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会发现我们少了对公务员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美国的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纠纷协调和仲裁制度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加强公务员的权利保护，配之以岗位问责和严厉惩处，形成内部制约，对遏制腐败将有明显的效果。
设想一下：如果公务员的饭碗、升迁决定于自己的工作业绩而非上司的好恶，那么有多少人会去逢迎拍马，敛钱买官？如果公务员的权利受到真正的保护，而不必畏惧因揭发上司而遭到报复，有多少腐败行为能肆无忌惮？如果顺从上司破坏制度同样要受到惩处，如果犯禁腐败一律革斥而且永不录用，那么又有多少人愿意冒此风险，轻身胁从？
然而，懂得这种道理容易，实行这种做法很难！管别人容易，管自己难！政党由一个个的人组成，领导集团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没有人喜欢被自己领导的人来制约自己，尤其政治权力往往与巨大的经济资源相俟时，更难免有个人的私心考虑。如果每一个领导人从自己出发，都喜欢在制度建设时留下操控的余地，那么一大群领导人操控，就会有一大块制度空洞。腐败就从这空洞中滋生、发展！
考虑自己的利益，需要制度空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