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第2页

品的风险，监控中介金融机构等［10］。余永定()认为必须设计机制以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收入保证，积累储蓄［7］。毫无疑问，这些对策是很有价值的。从我们所关注的视角来看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正如克鲁格曼()所言，高度的不平等已经给美国造成了重重问题，不论是从经济还是现实政治角度，缩小贫富差距，再度把美国塑造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当其时［6］。
美国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解决支付能力较低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化模式，应给予一定的财税政策支持，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补贴。
(二)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有许多启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发展的步伐与投资规模要相互适应。
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发展水平低，或步伐慢，产业基础差，财政主要靠房地产业，那么过分的投资和泡沫的房地产业，必然导致脆弱的信贷基础和过大的信贷风险。
所以，要切实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应该确定与其相适应的投资规模，同时也要尽可能发展潜在前途大的产业，催生新的投资方式，扩大投资规模。
第二，引进和利用外资，必须有特定的产业(行业)范围，不是所有产业都要改让外资染足。外来直接投资时后发国家奋起直追，快速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新型发达国家经济成功，国家崛起的法宝，是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借助外力发展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发展资金困难，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和技术，是我们快速发展的唯一抉择。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正确的。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力度，另一面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技术层次。不过，不是所有外资技术含量都高，也不是所有领域和行业都要外资参与，让外国跨国公司入驻，否则外资良莠不分，遍地开花，势必造成投

资规模与经济发展步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势必导致极大风险。所以，应该科学构建外资企业格局，催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信贷规模(credit scale)、信贷制度(credit in-stitution)应该预防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容易引发泡沫经济的领域，要控制信贷制度，严格压缩信贷额度。货币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心脏，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自由市场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信贷，在于金融体系;因此，只有健全信贷规范制度，健全金融体系，才能防范于未然。
第四，尽可能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缩小收入的差距。收入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过大，少数人占据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还要进一步将收入少的人的资源据为己有，必须放宽信贷，发放次级信贷，放大房地产泡沫，进而引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下大力气，增加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营造好民生，切实做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提升弱势群体自我造血能力，最大限度保障群体公民的保障水平，尽可能让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利得惠及99．99%的中国大众，从极微观层面防范或杜绝各类与经济有关的危机发生。
第五，外贸依存度应该适度控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经济合作、竞争异常激烈，开放经济是最佳策略，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够，国内市场发育程度低，内需难以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国外市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企业跨国经营是必然之路［2］。但是，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国内经济容易被外部危机影响和冲击。所以，经济必须开放，但是需要有一定的度。
最后，要注意经济周期(business circle)问题。投资有一个周期，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对长的周期，在经济发展、信贷规模设定、金融体系健全等方面，应该避免与经济周期的某些阶段重合，或局部重合，引发共振，放大周期的阶段性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危机，或导入、放大外来危机［1］。所以，重温马克思、熊彼特、康德拉捷夫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防范金融危机应该有一定效用。
我们仅仅从美国国内层面展开分析，而忽略了全球层面，还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