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面对外部冲击型的全球金融危机，增长源泉是否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产业结构是否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都影响到一个经济体遭受冲击的程度，也影响其走出危机的时间。科学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战胜危机的能力。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上，是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本文从转变发展方式、最大化就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论证科学发展对于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重要意义。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美国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造成消费萎缩，不仅使其国内的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大幅度减少了进口。当金融危机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等庞大经济体时，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货进一步急剧减少，一大批企业停业甚至倒闭。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已经失去工作，或者回到农村寻找就业门路，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这种状况暴露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脆弱性，也标志着这种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在于它所倚仗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是不可持续的，产业结构是不协调的，地区发展是不均衡的。具体来说，在这种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和劳动力的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推动，而不是第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相对不足；以及区域发展过分倚重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而不是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均衡发展。
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旨在扩展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转变，往往在产业结构的提升等方面得到具体体现，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却不会必然促成发展方式转变。如果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特定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就可以充分获得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产业结构更协调，区域发展更均衡，进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往往把一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固定化为规律，甚至将此作为任务本身。但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并不会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投资驱动到生产率驱动的实质转变，甚至可能强化传统增长方式。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苏联和印度，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并且由此导致宏观政策环境的扭曲，微观经营机制缺乏效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耗竭。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管理方式要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在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中，投资者通过接受正确的生产要素价格信号，在不受干扰和不受特殊保护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向和技术组合；政府不再直接履行投资者和企业家的职能，而着眼于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创造公平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只有这样，新的投资才会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相符合。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有难得的赶超机遇，但是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在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下，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同样的结论适用于东部地区：能否以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实现产业升级，决定了该地区摆脱危机的时间和效果。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和资源禀赋差异。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条件下，需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成本也相对低廉，则可以承接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与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都意味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优化升级，因而是体现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结构调整。
一个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从而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前者与比较优势成反比，后者与比较优势成正比。本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工资水平虽然提高很快，但是，劳动生产率大体保持了与工资水平相同的增长速度，两者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在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中，中西部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工资的年均提高速度分别为10.9%和9.2%，都快于东部地区的7.8%，但是，这两类地区与东部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分别为25.1%和19.2%，也高于东部地区的16.6%。这表明，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再显著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在这些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明显上升。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时期往往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从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好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形成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通过扩大就业刺激消费
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根据我们的粗略推算，除了出口下降影响到余万农民工就业之外，城镇失业率很可能上涨了1个百分点，即从的大约5%提高到的6%。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首先需要恢复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由于此次危机的外部输入性质，出口需求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我们自身，而以政府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可以短期内形成强大的投资需求，但这种需求因素的可持续性归根结底有赖于消费需求的启动。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需求的第一驱动因素，其基础是就业的稳定和扩大。
此次危机所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非正规化的趋势，据研究有30%到40%的城镇本地劳动者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数量大约有1亿多人。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更高，其比例占农民工总量的近2/3，即约9000余万人。然而，由于这一部分人很难在现行就业统计体系中得到反映，不仅他们失去就业岗位的严重程度容易被低估，他们被社会保险和就业扶助措施所覆盖的程度也很低。农民工就业地与户籍地的分离，增加了积极就业政策落实的难度。较大的区域流动性，是农民工群体的突出特点，也导致他们在遭遇经济危机冲击时处于更不利的境地。目前，不仅雇主几乎不对他们的失业承担责任，一些农民工工作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把外地农民工纳入积极就业政策的扶助目标群体。特别是一些人在家乡已经没有承包地，或者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和生活困难。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协调和统筹安排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大学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困难。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有意愿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往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大学毕业生规模空前，他们在经济危机中将面临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这一群体。
失业率是由相对稳定的自然失业率和随宏观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失业率组成的。针对失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实行双管齐下的政策，能够有效地治理失业。
直接针对周期性失业的治理措施，主要是在完成保增长任务的过程中，把投资最大限度地引导到就业拉动效果大的部门。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但以财政支出为主的中央投资不可能直接投向中小企业。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的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完全可能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企业延伸。要解决最终需求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才是增长的持续动力。要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可以从解除相关限制着手。现在服务业领域对民间投资的限制还很多，比如服务业中的不少领域仍有准入障碍。除了行业准入上的诸多限制，交易费用繁多、政府服务不到位、以及个别地方的腐败现象，共同构筑了民间投资的高门槛。如果能清除那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创造不少就业岗位。
由于自然失业率的高低是与劳动力市场功能相关的，因此，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特别是在周期性失业率提高的形势下，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减少劳动者在寻找就业岗位时遇到的人为摩擦，就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为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保持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也是解决当前就业压力的正确思路。在宏观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至关重要。观察过去不同时期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可以发现，1991年—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是11.9%，1997年—是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平均增长8.4%，之后又达到了11.0%。但是，在上述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正规就业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可以补回来。
三、教育发展的反周期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以超越常规的力度发展教育，不仅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抵御经济周期冲击的有效举措。反过来说，严峻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推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许多国家都曾经在经济萧条时期，把深化教育和加强培训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把学生在校时间大幅度延长，使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长了一倍，获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