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视角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

用新视角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第2页

人口的％），而事实上剩余劳动力高达亿人。这么多人全都涌到大城市去是不现实的。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容量很大，但是我国小城镇发展比较顺利的地方多半是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而在不发达地区，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没有积累起相应的资金用来建设小城镇，靠借债来建设是不可行的。同时，这些小城镇又很难办起那么多的二产、三产企业为进入小城镇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城市的服务业却有吸纳农村人口的广大容量，扩展大城市比分散建立小城镇而言，成本要低一些。我看不管是小城镇也好，大中城市也好，凡是能够吸纳农村人口，有饭吃、有活干、有钱赚的都应同时并举加以发展。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都是我们需要的。从目前来看，要以大中城市特别大城市的卫星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继续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为支点，以农民的流动就业为纽带，三者不可或缺。事实上，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就吸纳了超过本地常住人口一、二倍的流动人口（东莞市的长安镇，流动人口为正式户口的三倍）。
应当看到，农民进城务工这是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扩大农民就业，减少农业资源压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认真加以对待，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不应当歧视和限制他们，应当为他们的工作、生活、福利和教育等创造公平合理的条件和待遇。国务院［］国办发号文：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逐步实行暂住证，统一管理，禁止越权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严格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不准克扣拖欠，保障子女受教育应上升为法规、法律。有组织地、长期稳定地接纳务工人员，并制定给予“兰印户口”的管理办法。应该说，接纳外来务工人员是发达地区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一种有效办法。

四、乡镇企业要改制、改造，调整结构，创出新局面
八十年代苏南模式的乡镇集体企业红火一时，被称为“公有制经济的成功典范”。但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国内外市场形势的变化，依靠初期优势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内部矛盾开始暴露，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并不明晰、政企关系也很复杂，融资能力不足。据苏州市乡镇企业的调查，年代中期，％以上的乡镇企业负债率达％以上，其中％的企业资不抵债。十五大以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全面改制。到年底，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的多家乡镇企业，占．％的企业改制为私营或股份制企业才扭转了局面。浙江的乡镇企业中非集体企业原来就比江苏少得多，发展的势头也就更快一些。事实说明：乡镇企业不进行彻底改制，很难再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和竞争局面。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可以直接融资，这就为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增加资金投入创造了条件。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作为机制灵活的中小企业，仍然具有鲜明的活力，能在市场中捕捉发展的空间。许多乡镇企业可以结合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办成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目前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广大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仍然不畅。年我国贷款余额．万亿元，给农业的贷款仅亿元，占．％，乡镇企业贷款亿元，占．％。为此，不仅需要城市的金融机构网开一面，为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扩大信贷，而且需要在乡镇企业比较集中而现在还没有金融机构的地方，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建立运行规范的中小型金融机构。

五、逐步建立对农业和农民的保障机制
在工业化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农业都是弱势产业，农民都是弱势人群，各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对农业和农民都有相应的保护政策。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年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美国年农业安全与农业投资法》中规定在未来年中政府的补贴总额高达亿美元，其中用于农民补贴亿，用于水土保持亿，用于行政管理亿，用于农产品市场营销补贴亿。我国在加入ｗｔｏ谈判中将农产品贸易补贴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最后确定补贴率不高于．％。实际上这是指的一项黄箱补贴，人家的补贴主要补在绿箱上。我们的黄箱补贴率还没有达到限额。而由于我们是世界上征收农业税的两个国家之一，我们对农民的黄箱加绿箱的补贴不仅大大低于欧、美国家，而且是负数。说明虽然这些年来我国预算内的农业开支连年增加，我国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力度是不够的。对主要粮食品种以保护价收购，并没有多少实惠落在农民身上，当务之急是要实施一套符合ｗｔｏ规则的农业支持补贴政策。在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农业法修改草案》时，我和几位人大常委多次提出“减免农业税”的意见，这是减轻农民负担最实在的办法，有待研究。目前，国家对农业的总开支每年大概在亿元左右，而农民交的税费，可统计的一年约为亿元，农民实际得到的财政支持只有亿元左右。而另一方面，对农业的开支并不都是农民得益。
现在城市普遍推行职工社会保障，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积累社保资金，当年养老基金收支差额以及地方政府在城市“低保”支出方面的不足都由中央财政或以国有资产变现收入补充。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中央财政是全国人民的收入，农民也应该有份。只给予城市居民补助，而不给农民，似对农民不公。应当把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到日程上来。但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很复杂，地区差别很大，全国普遍建立农村社保体系条件还不具备，应当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和农民共同负担，国家给予补助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样，农村的医疗保险也应试行由政府、集体、农民三方合理负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应给予支持；（据新华年月日的数据，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城市人口享用／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的卫生保障服务。）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企业出资资助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支付：在增强农民的互助意识和防范风险意识的基础上，按农民自愿原则，农民个人也应出一部分，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责任感。同时，可以扩大对农村优抚的范围，以各级政府和集体经济的资金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补贴，这一条是比较现实的。